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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千万平均年龄16岁的北京知青，一起坐火车去黑龙江，在建设兵团露营、练习、务农。 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辽河平原，曾经被称为北大荒，是中国的东北方。 那里留下近十年青春的知青们被称为北大荒知青。
50年后，100多名平均年龄60岁的老知青，在北京郊外的某小区抱团变老，唱歌、跳舞、集体旅行。 那里位于北京的西南方向，他们互相照顾，互相熟悉，有乐趣，也有矛盾。
从年轻到老，从北京到北大荒，再到北京，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集体。
乐趣与矛盾
北大荒寒冷的冬天一起“抱团”的人们，现在老了，换了地方，改变了方法。
“唱《红五月》，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长歌》，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唱《革命人永远年轻》。 ”。 相声演员孟凡贵也是北大荒知青，在电视节目上向观众介绍，老知青聚集时房间里回响的一般是什么歌？ 孟凡贵也在那个小区安家，和老战友一起抱团，老了。
这里离北京市内很远，从二环路坐巴士向西南方向高速，走一个半小时。 周围几乎看不见高楼的情况下，眼前只有这一个小区，也有20层以上的大楼。
“和老战友在一起，有人说话，甚至可以吵架”吵架的原因很奇怪，有生活习惯，不合，有观点冲突。 有时我只是想起了当初谁的团睡的是床，谁的团睡的是地窑。 姚惠荣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之一，“我们可能喜欢集体生活”。
从年8月28日开始，这些退休的老人陆续搬到了小区，但当时小区所属的社区还没有成立居民委员会。
他们第一次参加的大活动是洞店民族文化宫，那是去年9月，北大荒兵团的战友们一起大合唱，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 到了抱团的第三年，一家做了两道菜，摆了一个房间，就像大家吃流水席一样，孟凡贵有责任给大家讲民俗故事。
团享老的意义不仅是在零散的活动中一起笑唱歌，还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洒在生活中的小事。 很多人互相放着邻居的钥匙。 如果有人生病了，大家一起照顾。
姚惠荣在卖场二楼的知青活动中心，有人插队这个房间，谈论和邻居吵架的不快，吐槽对别人生活习惯的不满。 有些人想出什么新主意，推开门进入这个房间。 另外，商户进来了，想把印有广告的促销品塞进门边，在抱团知青这个小组做营销，姚惠荣直接把东西推出去。
另外，两人吵闹离婚，在这个房间里也积累了冷酷的话语，姚惠荣帮助调停。 “你在家打我也没关系。 如果在这个房间里打，就是我的事。 ’她在心底划了一条线。 线是这个房间的门槛。 只要说得费口舌，她就觉得成了自己的责任。
一群老人有时聚集在一起，高端智能手机普及，键盘变成了触摸屏，彼此最快的联系方式变成了wechat。 认识家的老人分组了微信群，也制定了分组规则。
第一条规则是“传递正能量”，他们回忆以前的兵团生活，在群规中加上“三大纪律，八项观察”，第一条规则是“炎热地接受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规定“不上当地销售” 他们在聚会上不喝酒，“减少不安因素”的同时养生了。
孟凡贵说，养老生活有“一个中心的两个基本点”，以健康为中心，聪明混乱。 特别是第二，“请不要认真”。
他们的“知青家活动中心”从去年8月末开始，每天住在这里的北大荒知青战友轮流值班，“为战友们服务”。 这项规定直到去年年底才取消。 因为也有70多岁的战友，“照顾大家的身体状况”。
但是姚惠荣即使还没有习性，也在这个房间里保护着。 那样的话，老知道的蓝色敲房间也会没有人。 中午累了，她在沙发上瞪了一会儿。
就像50年前北大荒的时候一样。 “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不同，有的人过得很好，有的人则不然。 各自的立场和工作环境不同。 》姚惠荣解释。
春节到了，抱团知青决定集体举起红灯笼。 灯笼都买了。 有人买的贵，一百多块，有人买的便宜。 几十元一个。 便宜的灯笼很亮，淡红色的盖子很白，特别显眼。
姚惠荣建议换两个红灯泡。 但是买这个灯笼的人决定用红色油漆给白色灯泡上色。 漆灯笼的光被挡住了，烧得油漆脱落了。 挂在一群红灯笼上，更显眼。
“其实，只是有人不喜欢把钱花在这件事上，其他事情都愿意，费用理念不同”姚惠荣说。
节日里，大家组织团购保养服务擦玻璃。 特别是楼层高的人，自己不安全，价格是一户人的120元。
有个家人想自己擦，不到一百元买了玻璃擦边器，殊不知辛苦了很久，没擦玻璃，把机器和纱窗弄坏了。 60多岁的人辛苦了很久，结果用6000元换了坏的纱窗。
“必须包容，有各种各样的理念。 我在这里磨练了很多年自己的脾气。 ”。 姚惠荣说。
去年的这个时候，包括孟凡贵在内的几位当初的领导人，去辽宁卫视参加了节目，讲述了抱团老了。 主持人是梁宏达，私下和他们聊天，问姚惠荣:“老同志们各有个性，哪里那么容易拥抱？ 互相掐不拢？ 没打就散了吗？ ”。
姚惠荣想解释一下，但说不清楚。 “这个请告诉孟老师。 ”。
节目一开始，说到后面，梁宏达也忍不住说。 “我四十岁。 现在我们几个大学同学在讨论。 将来我们老了怎么办？ 不是在海南也买房子，住在一起养老吗”。
“他承认了我们的意见”姚惠荣边说边笑。
北大荒与北京
50年前的8月，北京知青陆续出发，前往北大荒。 当时的北京南站也被称为永定门站，平均年龄16岁的年轻人挤上列车，每人得到了军服。
最初“大家都很高兴很吵”，列车出发的瞬间，有人开始哭了。 汽车开了一会儿后，年轻人又推又热闹了。 “都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不擅长去这里，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
五十年前的往事，老人一想起就停不下来。
姚惠荣记得兵团的孩子们刚去乡下度了一年多的探亲假，战友从北京带回了绿豆饼。
一个宿舍住着37个人，睡在大通屋，姚惠荣双手竞争“每人80厘米”，褥子都在窝里。 炕后面有一个长木架钉在墙上，各放着东西。 半夜，一位战友拿起黑色肥皂，把切成小块的肥皂落在炕上。 绿豆饼的主人睡眼朦胧，拿在手里咬一口醒来，站起来在门斗前漱口。
“肥皂很舍不得用，所以切成小块像绿豆饼一样。 绿豆饼也不能吃，躲在上面。 ”。 享受一会儿，姚惠荣又感慨万千。 “之所以黑，是因为北大荒的蚊子太大了，没能开灯。 三件事在一起了。 ’”
认识蓝色记忆中的北大荒，冬天零下40多度，比他们后来回来感觉冷得多。 胸腔的热气从鼻孔喷出，喷出到北大荒的冬天空气中，弥漫着白雾。
16岁的姚惠荣平时可以穿37码的鞋，在北大荒换41码，鞋子里塞满乌拉草做的袜子结冰。
她乘坐的列车于1969年8月14日出发，列车通过华北平原，开往北方的黑色土地，8月16日到达黑龙江。 他们要去的是黑河的最北，前方下暴雨，铁路塌方，当场下车，前往北安市赵光镇，住在赵光农场。 赵光是烈士的名字。
“幸好没有战争，否则不得不去战场”姚惠荣说，语气上有点高兴。
宿舍满了，左右都是炕，还住不下这些孩子。 东北林木很多，砍下厚厚的木材在炕上重叠木板，还可以睡成一排。 姚惠荣睡在下铺，上面的人一翻身，木板就嘎吱嘎吱地响，树上的残渣继续落在她的脸上。
“我记得很清楚。 有人在上面睡觉，早上四五点，冷得不想从被子里出来想上厕所，受不了，在上面尿了。 ”。
她很有意思地描述着记忆中的事情。 比如兵团组织了歌谣比赛，参加的女孩身穿东北最常见的红花绿叶裙子，唱了一半丢了面，没捡到就害羞地跑了。 比如男声合唱团，拿钢笔当指挥棒，挥舞着甩开墨水，挥舞着前排的人的脸。
那场比赛女知青拿的奖很多，男知青不服，半夜在宿舍唱歌，敲着脸盆里的水缸，吵着对面阵营的女兵睡不着。 第二天去食堂吃饭时，女知青又开心了。 男子的饭盒、搪瓷杯子被敲漏了。 脸盆接了水，盆底好像洒了花。
兵团是部队编制，姚惠荣在物流食堂工作，七个人要管理团的几百人的饭。 豆制品过敏的上海知青让她印象深刻。 那个年轻人叫李久胜，每次做饭都不吃豆制品。 大豆是当时东北常见的粮食作物，姚惠荣不知道过敏的严重性，这个人觉得挑食物等不及了，故意在他的馒头里掺了豆粉。
“这个坏主意是我出的，那时真的很不擅长”姚惠荣感慨万分。
李久胜中午吃豆粉馒头，下午去急救，吐了拉肚子。 李久胜回来后，直接去食堂找姚惠荣。
“那时吓了一跳，以为他会来打架，所以一拿到那个馒头就闻到豆子味，推测是我不好。 但是他自己也想试试，到底能不能吃一口。 ”。
来自地方的知青有时吵架。 姚惠荣最不习惯在食堂井旁洗衣服的人，拿着泡沫污水流到井里。 有些人在厨房井旁洗澡。
当初的各种友好和非友好，在50年的漫长岁月里，现在彼此成了有趣的故事。 姚惠荣拿出手机，打开了李久胜不久前发给她的消息。 李久胜在扬州，刚给她送了特产白桃。
还是这个李久胜，因为想家，在男女知青军营中间的小树林里，抱着树哭着喊着，一边哭着用上海话喊着“妈妈”。 两边的军营听到了哭声，不久，哭声就像传染一样席卷了整个军营，连成一片。
连长来了，想着“推荐给这些孩子”，喊着“知道想家，让食堂做加班饭，让大家煮热汤面，阳春面”。 那时兵团很少做面条，食堂没有打荞麦面机，擅长数百人的面条。
兵团的知青也有飞行。 一个男人说:“真的走了，穿棉鞋走了。” 我以为那个男人沿着铁路，一直走就能回家。 找到他的时候，脚冻伤了，“切断了”。
和集体感到孤独
姚惠荣在北大荒的兵团呆了八年，她能回北京是为了大火。
那是冬天，一连串碧绿的蜡烛点燃了草编军营。 姚惠荣所在的七团一营三联离着火的军营不远，隔着夜色可以看到很远的火。 有人骑马来，号召大家灭火。
姚惠荣对那天晚上印象最深的是冷。 她一起去灭火，站在水泡旁边，用水桶舀水，接力传递给邻居。
这台机器的运转使她试图扑灭大火，实际上她认为火是“自己烧的，周围没有可燃物”。
火灭了，没有几个死伤者，大家打算回中队。 但是姚惠荣发现自己走不动，她一直站在河边，三斤半的棉裤湿了，把她的下半身冻在河边。
队长找码头，敲点姚惠荣脚上的冰，租辆旧牛车，把她拉回营地。 第二天，姚惠荣被送往医院，被诊断为神经压力性关节炎，被诊断为“当地无法治愈”。
她就这样回京，当时吃了五毛钱一包的武力去寒散，膝盖上“拔”了水泡。 那时，她害怕得再也站不起来了，幸好病慢慢好了。
“我现在平时有腰围。 我们很多荒友腰肌疲惫。 ’她拍了拍自己的腰。
她渐渐老了，当初八年兵团的生涯，又有了新的意义。
十几年前姚惠荣没有退休时，被选为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她开始频繁接触社区老同志，也开始接触属于老人的“孤独”。
她中午11点半接到社区老人的电话。 “瑶代表，你12点在我们家吃饺子，吃我包的芹菜馅”。 她去奶奶家细心地吃饺子，吃完就走不动了，奶奶有很多话要对她说。
那位老人的丈夫聋了，孩子也不在身边了，老太太第一次来北京，几乎没人认识了。 姚惠荣振作起来，一边听一边想。 “这不是来吃饺子的，这是找人聊天”。
她还接触了80多岁的老夫妇，一家四口的女儿只在周末回来，有六个房间的大房子很安静。 这对老夫妇问姚惠荣，你北大荒战友这么多，朋友这么多，什么没有房间，收入困难，“叫我们住在这里，一个月交500元房租就行了”。 收拾房间由老夫妇的保姆负责，入住者说“要是会打麻将就好了”。
姚惠荣组织了6对60岁左右的夫妇，一起在老夫妇家住了两天，问谁想呆，但没有人答应。
“老人毕竟八十岁了。 五六十岁的人还能玩，到处走，谁能和你的老同志一起玩。 ’那对老夫妇只是叫保姆打麻将，总是邀请姚惠荣回家玩。 起初，我觉得这个家庭真的很好，但后来她理解为“他们很孤独”。
这种孤独，对当时还不老的姚惠荣来说，只是别人的故事，她没有被孤独直接击中。 她有能一起热闹生活的朋友和同事，退休后的头几年，在北京航空宇宙大学给留学生讲课。
她的一个朋友抱怨自己的继母，那个朋友是私企的负责人，继父去世了，和继母同居。 朋友每天工作很忙，回家都很累，只是“躺在床上”，偏偏被婆婆追着聊天。 谈论的只是邻居怎么了。 这个女性暂时逃进了厕所，婆婆甚至“堵在厕所门口继续说话”。
十几年后，姚惠荣退休了，有一天女儿下班后来看她。 姚惠荣突然想告诉女儿一件事，直到她追着女儿进厕所，她在门口等着，无谓的聊天，仔细想想，其实是件小事。
“妈妈，能让我去厕所吗？ 你能说得更慢一点吗？ ”女儿隔着门问她，又对她说:“你们这些事我不在乎。”
姚惠荣突然想起多年前朋友的话。
“我老了，明白有必要控告对方，需要有人听我说话，听我说话。 ”她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的记者说。
她还意识到，自己肚子里的故事并不是想告诉任何人，即使说话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听。 从北大荒回来几十年间，她工作很忙，认知越来越多，去过越来越多的地方。 虽然上了年纪得出结论，但最能得到的是年轻时有共同经验的团体。
两个老认识的青第一次见面，一问身份，都是当初在北大荒当兵的人，彼此的气氛很快就变了。 声音变高了，声音变近了，当初即使不是一个连，也不妨碍说什么过去的事。
1990年春，一位老知青在北京策划了“灵魂系黑地知青生活回顾展”。 年6月18日，在北京北大荒知青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参加者超过3300人。 姚惠荣在那个派对上得知有个组织叫“北大荒知青志愿者委员会”。
网络也给这些老知识青带来了新的信息表达方法，一位战友建设了“知识青家”网站，到了退休年龄的人纷纷“打开电脑，打字”。
孟凡贵写了《笑容兵团青春岁月，喜度人生苦乐年华》，总结了“69届”老知青的半生，形容了这一天和网络时代的冲突。 “既然在边疆吃了苦，又吃什么呢？ 往前追，小学生不会掉队”。 曾经在冰天雪地里摸着枪手，开始和键盘上的小方块战斗。
知青似乎有“珍惜现在的生活”的共同想法。 姚惠荣想起了“全须全尾”未归来的战友、被榴莲机受伤的人、被大火烧伤的人、被煤气熏死的人、冬天挖沙子用沙子拍摄的人、挖煤出事的人等。
“我们健康地生活着呢。 不管是多病，三高，还是其他病，至少不折断胳膊，都可以一起变老，很好。 ”她说
集体和个人
年，姚惠荣的表妹在北京房山区洞店镇的一个小区买了房子。 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1.3万元左右，小区是花园式的，环境优美，电梯入户的9层小楼，房间朝向也很好。 姚惠荣觉得合适，又说“和亲戚住在一个小区可以照应”，一起买了一套。 年入住后，她邀请了20多名“荒友”去新居玩。 孟凡贵就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来，陆续去她家做客的荒友，一共一百多人。 其中，在这个小区动心买房的有17人。 姚惠荣去找孟凡贵，要他带头“大家团购买房子”。
“虽说是买房，但不仅仅是买房，其实我们想一起组团变老”姚惠荣想借孟凡贵的“名人效应”和开发商谈谈价格，毕竟“这么多人一起买”。
孟凡贵对这件事也很热心，那时他住在回龙观，开车离房山近三个小时，前后走了四次。 他在和开发者谈论北大荒知青。 很多战友还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房子里，因为“腿不好，腰不好”，所以经常爬不上大楼，孩子也不能每天在旁边照顾。 大家想住在一起，每天早上互相听一句，有事也可以互相牵着手。
小区的开发商答应以最优惠的价格把房子卖给这些荒友。 卧室本来就设置了紧急按钮，为这两座大楼设置了对讲机，设置了护理专车，卖场的二楼专门留有办公室，为荒友们设置了活动中心。
最后，孟凡贵也在这里买了房子，搬到房山，和几十年前同居的老战友住在一起。 还有几个老战友，一时买不起房子，宁可租房子也搬到这个小区，和大家住在一起。
结果，在这个小区买了房子的老知青有100多户，常住也经常参加集会的约40多户。 很多荒友搬家想和大家一起热闹，但没能实现。
这种事发生了好几次。 一位老知青想买房子。 商谈当天，以“特别坚决”的态度，当场支付了4万元存款。 我只收现金，所以开车去银行取钱。 有人建议“买房子不是买白菜”，一定要好好想想。
第二天，这个老知识青改变了主意，不买房子，定金也退了。 姚惠荣后来知道，这个老知青的孩子认为母亲“自私”，抱着团为了变老需要卖套房，钱不为自己的创业留下，还需要去房山买套房。
结果，母亲没能为难孩子。
姚惠荣知道是为此，心里出现了“啃老族”一词。 “这些独生子女，这么有道理吗？” 她很佩服“习惯了”。
离市区太远，附近没有好学校，需要老人的帮助带孙子去……她可以举出几个孩子不同意父母来房山抱团变老的例子。
当初想逃跑的集体生活，现在成了很多抱团者的憧憬。 十五万北大荒知青在五十年间各有各的相遇。 也有成名成家，生活艰苦的人，越来越多的“东西南北各有前途”。 大家对知青生活的回忆也各不相同。
老知青感慨地说:“认识蓝色的生活经验，经常被运笔撕成刀给大家看……无论寒冷还是温暖。”
从回城市到上学，经历公司改革、员工调动到退休，现在去了“人生大戏的最后舞台”，最可怕的是宁可孤独，也不愿过去所有得失的喜怒，让人理解和分享。
结果，由于对这种孤独的恐惧，经过“50年的待机后”，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了“携手同行”“走向属于我们的夕阳红”。
养老和享老
“和兵团战友特别有感情，有话要说”姚惠荣反复说。 50年前在漫天冰雪中积累的战友，现在随着他们逐渐老去，越来越深。
王建国是不能和姚惠荣等老战友一起变老的人之一。 乘知青专列时，16岁的他头1.47米，差点被拦下不让。 他家有六个孩子，他是第四个，抢劫物不占特点，总是挨饿。 北大荒了，他把大馒头放进嘴里，背上来了。
王建国35岁时被诊断为脊髓空洞症，坐了轮椅。 他的妻子也是北大荒知青，从那时开始照顾王建国，已经30多年了。 姚惠荣认为如果没有那位战友的感情，两个人可能离婚了。 因为离医院很近，王建国二人住在市里。
北荒建设兵团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共6个师。 姚惠荣说，北大荒知青接受“正规训练”过着“集体生活”。 什么样的部队编制特征镌刻在他们的生命里，他们老了以后，又出现了痕迹。
“特别承认这个抱团的模式”集体活动后，姚惠荣必须写200字总结，抱团发给老集团，向大家分享活动复印件并报告，提名表彰并提交给做出贡献的人。 这几年，所有的活动，她都留下了照片和视频。
每周一下午两点，是知青合唱团活动的日子。 孟凡贵偶尔参加，推手开门，就能听到有人叫他“孟哥”。
姚惠荣把大西瓜放在活动中心的桌子上，大家唱完歌，话题是当年的谁谁和谁知道谁，最近演出的谁在唱哪个段落。 一会儿，桌子上只剩下西瓜皮了。 合唱团的指挥被大家嘲笑为“政治委员会”，她的恋人负责手风琴伴奏。
当地社区的居民委员会于去年年底成立，最近来一起唱歌的退休人员增加了。 一部分不是知青，而是辗转听说这样的合唱团，想热闹一下。 姚惠荣答应说:“当然可以。” 据说她声音很大，是北大荒几年长大的习性。 她打算扩大合唱团的规模。
每周四下午，大家都去专门负责卡拉ok设备的荒友家唱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MyPeople，MyCountry)』 )》《祝祖国三杯酒》，还唱了《在北京约定，在房山相遇》。
“我们推体育比赛、弹珠、西洋画、铁圈，迎接东北的加拉哈。 ”。 孟凡贵在节目中划时代地介绍抱团老了的生活。
这里不久前也进行了义诊，宣武医院的专家说“请20人以上来”，就去住在小区的老知青看病了。 四十家经常聚集的房子又按月轮流请客。
百户知青在这个小区买了房间，真的住的不太多。 每周一去卖场的活动中心唱歌的人更少了。 只有二三十人，大家都说“家里什么都没有”。
没事差不多悠闲，有事的人各忙各的。 一个家庭的老人还在，生病了孩子要在旁边照顾，一个兄弟姐妹生病了也要照顾。
一位知青建议将“抱团养老”的表现统一为“抱团享老”，享受。 “我们刚满60多岁，还不叫养老”他们自己旅行，走遍全国各地，有时组织几百人一起去玩，有时几个人三五个人在一起。
到今年8月28日，抱团享老的北大荒“知青家活动中心”成立已经4周年了，姚惠荣还没有考虑如何庆祝。
最终她决定低调行事，结果比北大荒知青下乡50周年更重要的是“‘十一’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