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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3日，原国家南极调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南极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瑛在北京去世。
郭琨曾下南极七次，两次荣立一等功。 现在在中国建设的四个南极科学试验站中，最初建设的长城站和中山站都是郭瑛率队建设的。
南极科考队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汉据《中国信息周刊》报道，南极科考是国家战术，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南半球一些快速发展中国家从1957年开始进入南极，中国落后27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和民众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必须有所影响，在南极建设车站是其中不可迂回的一步。
因为那是一个国家的地平线，是一个国家的远方。
请指示
1978年10月，国家海洋局向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南极调查事业的开展”的指示。 方毅指示:打算同意，积极准备。 但是，不一定会死。 到时候再看。
当时的国家海洋局员工，后来担任中国极地研究所副所长的颜其德在《中国情报周刊》上表示。 当时的国际形势不等我了。
1959年，在南极设立科学站的美、英、苏、日等1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南极条约》。 条约禁止在南极军事活动和资源开采，鼓励科学考察和国际合作。 更重要的是，该条约冻结了南极主权，即各国对南极领土主权的任何要求，在南极条约生效期间不被否定，不被肯定。 条约于1991年到期，很难预测之后会更新还是缔结新条约，还是开放资源开采。
到70年代末，18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多年科学调查基地和100多个夏季站。 除了发达国家，许多快速发展中国家已经把国旗插入南极大陆，阿根廷和智利的居住地有5，6个新生儿，就像在为将来的领土需求做舆论准备一样。
1981年5月，外交部、国家科学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第一个专门机构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郭瑛从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所调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他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气象专业，从事军事科技工作多年。
对郭琨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新行业，他甚至不知道应该考察那些项目，只能从报纸上参考其他国家的方法。
国家海洋局从事的颜其德被调到南极，首次编写南极科学考试的具体计划。 郭瑛加工时斟酌词语，不放过标点符号。 颜其德觉得郭瑛的协调组织能力和复印能力过硬，问题细致，目光积极。
刘小汉说，武衡和郭瑛对南极科考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用土来说就是‘上跳’。 科学家讲述科学意义，外交部讲述外交意义和政治意义，郭瑛和武衡两主任通过这些资料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从战术角度给领导人下了决心，因此郭瑛实际上是战术家。 ”。
1983年9月，郭瑛等3名中国人首次前往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席了第12次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
南极条约分为协商国和缔约国。 协商国由原本签订协定的12个国家和从那以后在南极设立调查所的4个国家构成。 没有在南极建设车站的中国是被邀请参加的9个国家之一，国际南极事务没有表决权。 在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当时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
会议有三十多个议题。 进入实质性议题后会被敲小木槌，所以请所有非协议国代表离开会场“喝咖啡”。 之后也没有人向他们通报会议的进展和状况。 48岁的郭瑛认为，是否建设南极站“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和民族的尊严”。
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竺可祯野外科学事业奖”颁奖会，获奖的王富葩、孙鸿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主题，联名致函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中国在南极设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
当时中央书记处的胡启立书记指示说:“32名学者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国应该独立成立南极调查队，这并不简单。”
争论的声音也很大。 据估计，十年需要1.1亿美元。 两个多月后，胡启立再次指示:“国内很多地方不开发，去南极花钱，人们有不同的意见。” 要求慎重考虑。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建议国家海洋局制定建设南极站的方案。 “建立立足点，把钱花在2000万以内”国务院第一负责人随后说:“从前年开始就有报告书，我一直在抑制未批准。 当然，如果有2000万人，就可以建设无人站。 我也同意，但一定要计算准确。 ”。
根据领导的指示，1984年5月，国家南极调查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开始调查南极调查、建设站的整体方案。 随后，郭沫若三次同行，国家海洋局局长罗振如向李鹏事务所报告了南极科考的准备情况。
6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中国南极长城站的建设报告。 李鹏在明确出港时间的报告中指出:“为进一步考虑困难、做好准备、安全第一、停步不前、过冬、积累经验、完成南极考察长时间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准备
郭沫马马上开始准备，带领队伍准备登陆南极。 他带领国家南极调查委员会的人员翻了北京的图书馆，但连完美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 我在最后一家旧书店找到了1927年的英译本《北极志》。 这是他们当时能找到的最重要的资料。
当时世界南极科学试验大国已经有很多专业的破冰船，但中国没有一艘。 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使用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10号”代替破冰船。 “向阳红10号”不具备破冰能力，但能抵抗十二级风波。
南极的年平均温度是零下25度，极端的最低温度接近零下90度。 中国取证队员买不到满足要求的极地装备，只能自己设计。 上海纺织科学院经过多次实验，开发了中国南极羽绒服面料，上海羽绒服厂制造了成千上万套南极羽绒服和夏季试验服。 天津运动鞋厂、天津大中华橡胶厂和天津长征鞋厂开发了中国南极调查夏鞋和防寒鞋。 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建设南极科学试验所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一千多种都到达了上海。
1984年10月，调查队在北京体育学院进行训练，主要进行营建、救生、防火灭火、南极条约学习、体力训练等。
刚从法国留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的刘小汉接到领导的通知，被问到是否去南极，马上答应了，参加了训练。
于是，他第一次接触郭瑛。 他发现郭瑛非常严厉，有时很随和。 如果队员努力工作，他笑着迎接的队员又懒又怕辛苦，他就一点面子也不给。
1984年10月13日，万里和胡启立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国第一批南极考察队的队员。 万里说:“这次去是个好开始。 我们没有野心。 就是增加这方面的知识”。 胡启立要求确保安全，保证所有人胜利安全返回。 “另外，应该授权给你们，在一线的表现特别突出，对于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可以吸收入党。 ”。
起航
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点整，由592人(一人中途下船)组成的第一个中国南极调查总编队，戴着印有“中国”字的帽子，穿着天蓝色羽绒服，乘坐“向阳红10号”的远洋科学调查船和j121号救生艇
南极调查总编队由海军少将陈德鸿担任总指挥，分为南极调查队、南洋调查队、10号远洋科学调查船、j121号救生艇四个单位。 其中，南极观测队承担着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的任务，担负着最重要的作用。 郭瑛担任了这个队的队长。
乘坐“向阳红10号”船的刘小汉等队员在“生死状”上签了字。 船上有一个大塑料袋，作为尸体袋准备，队员牺牲后放在袋子里，放在船底的冰箱里冷冻。
“阳红10号”的条件很差，有些身体挤在小区房里，厕所也通用，又脏又乱。 每个人每天只有一杯淡水。 用于洗脸、刷牙、擦身体等。
12月12日，两艘船进入西风带。 这里也被称为暴风圈，常年伴随着七八级大风和十多米的波浪。 60%以上的队员晕船，也有队员去找郭瑛，说想跳海。 队员们说:“一句话也不说，没有第二眼，没有三餐，四肢无力。 五脏六腑，六神无主，九卧不能，非常痛苦。 ”郭瑛呼吁共产党员在餐厅吃饭。
一天，郭瑛把颜其德等几个人叫到区室，就南极的考察谈了一点构想。 他被称为“五步曲”:第一步，完成任务，建设长城站。 第二步是回国后立即建立中国自己的南极科学研究专业机构第三，建设中国自己的科考船。 第四步，在南极圈建设车站。 第五步，进军北极。
12月30日15点16分，中国调查员登上了南极乔治王岛的冰雪荒原。 队长郭琨举着五星红旗走在队伍的前头。 现在这面旗留给了国家博物馆。
建站
“向阳红10号”船既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因此必须在南极夏天结束前完成建设站撤退。
到达船队乔治王岛麦克斯韦尔湾后，发现原来的选址被中国十几天前到达的乌拉圭调查队搭起帐篷占领了。
刘小汉想起了当时的心情，流下了眼泪。 “感觉很难，终于来了很远的地方，结果没有决定的地方了”。 科学队只能决定，放弃原来的住所。
巨大的压力落在郭瑛的肩上。 他说建设长城站必须完成。 这一步也迈不开，以后的构想无法实现。
选择车站的地方不容易，需要水源，地基结实，不要在风口上。 所有科考队员都上岸，兵分两路，再次选择地点。 一周后，把菲尔德半岛的东岸作为新的地方。
建设的第一大难题是赶紧建设卸货码头。 大船不能靠岸，只能用小船把500吨建设物资运到岸边，运到车站。 因此，必须在岸边赶紧建设小船停泊和汽车吊荷的码头。 调查队司令部决定成立20名码头突击队，在3天内完成任务。
颜其德记得，1月南极乔治王岛的气候不好，冰和雪堆积，寒风凛冽。 队员们跳进刺骨的海水，岸边的临时帐篷里准备了老酒、姜汤、棉大衣、热水袋等紧急防寒措施。 突击队员2班倒下，10个个体10分钟1班，在海水中挥舞锤子，救蜡，打桩。 冻得受不了了，上岸进帐篷取暖，另外10个人马上跳水接手，一秒钟也不迟。 突击队员们连续72小时轮流作业，简易码头基本完成。
南极夏天的平均气温是零度，车站的最低气温是零下7度。 根据郭瑛的日记，在南极呆了59天，8天是晴天，26天是雨，25天是雪。 强风袭击时，最大风力达到每秒40米，强度为12级以上的台风。
队员们睡在帐篷里，气垫和睡袋铺在冰原上。 塑料帐篷经常被大风掀翻，拉链式门帘的缝隙里不时有雪花流入。 队员下班后，帐篷里积过一尺多厚的雪。 每天12点多结束工作，因极度疲劳躺着睡觉。 第二天醒来，睡袋里积着雪，充气垫子上经常铺满水。
1985年1月7日，郭瑛等人越过北坡海滩，越过岩山地，前往智利马尔什基地，就边界问题进行了谈判。
经过谈判，这件事得到了和平处理。 队员回忆说，那几天，“抢夺地盘”相继发生。
南极的冻土很硬，放下镐只能解开一点土。 为了掌握进度，队员们每天只有4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郭瑛每天早上靠在帐篷里，张开各自的睡袋，强行拉人，喊着“工作了”。
没有食堂，队员们只能在帐篷外面吃饭，还没吃完就结冰了。 请在冰冷的溪水里冲洗或者用雪擦去。 大部分人的脸和耳朵都冻肿了。
气象班每天报告气象状况，天气好一点，郭瑛就呼吁大家马上工作。
刘小汉说郭瑛是铁血将军，工作坚决严格，挖不到基坑，必须限定时间完成。 “即使大家累得要死，他也只能使眼色，拼命干。”
刘小汉没想到南极科学考试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房。 “当时没有领导人，没有科学家。 都是建筑工人，包括郭瑛队长自己都奔赴了第一线。 我们跳进这么冷的海水修理码头，奋斗了一天才修好，结果第二天起床看到被海冰压了，只好重做。 ”。
颜其德说郭瑛事安排得很详细，没有安排。 在会议上，他让大家先谈意见，自己陷阱。
45天后，2月14日，中国南极长城站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 “万里长城站”的意思是“万里长城向南极延伸”，在第一个屋顶的正上方镶嵌着铜制的驿站。
长城站主体部分由6栋橙色房屋组成，包括发电厂、通讯局、气象站、测绘、食品仓库、科研楼、医疗文体楼、码头、直升机机场、邮局等20多个部分。
在长城站的主楼前，选手们竖起了路标——17501.949公里。 这是长城站和北京的距离。
长城建设完成后，郭瑛在科学考试班留下三天，用于野外科学考试。 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依靠自己的考察站开展独立科学考试。
2月20日是新年伊始，科学试验队举行了长城站的落成典礼。 国家南极调查委员会主任武衡专门从北京来主持开幕式。 仪式结束后，在餐厅举行喜宴。 郭瑛兴奋了，才不辱使命，边说边哭。 男人们都拥抱着哭了。
由于独立南极科学站的设立，在同年10月7日于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3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 据此，中国在南极国际会议上拥有发言权、表决权和否决权。
从“建站”到“科考”的转变
由于技术限制，长城站在乔治王岛。 从位置上看，长城站不在南极圈，只是落脚点，位于偏远地区，无论在国内往来还是去南极中心都不方便。 而且，南极条约于1991年到期，之后难以预料。
长城站建成4年后，郭瑛担任南极考察队队长，再次率领队出发，计划在南极腹地建设中山站。
1988年11月，“极地号”起航，飞往南极大陆。
1989年1月14日深夜，“极地号”突然遭遇特大雪崩。 倾复的冰川离船最近只有两三米。 全船进入紧急状态，也有人写了遗书。 担任气象集团负责人的高登义向《中国情报周刊》表示，这是建设中最危险的情况。
冰解体了，极地号却被浮冰包围了。 苏联站长举了过去的先例，认为极地号可能在那一年出不来了。 调查小组领导人用密码电报向国务院报告，国务委员宋健指示“确保人员安全”。
小组党委的决定:避难、不在家、抢劫。 把队里的老弱者疏散到岸边，中坚和年轻人被留在船上待命。 情况恶化的话，只能将极地号置于危险之中搁浅在浅滩上，避免沉入大海。 郭瑛向大家宣布决策，气氛更加紧张。
1月21日，包围极地号的7天流冰终于打开了30米的洞。 据侦察报告，船队果断突围，冲出冰崩保险区，去中山港卸货。 仅仅两个小时后，冰破了又关了，等回来才打开。
32天内，116名调查队员在南极圈建设了中国第二个南极科学试验站中山站。
两站建成后，中国南极调查从“建设站”完成了以“科学试验”为中心的转变。
现在，中国在南极建设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在北极建设黄河站，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进行两极考察的国家之一。 中国拥有世界前十大破冰船雪龙号，昆仑站占南极大陆最高点冰圆顶a。
颜其德和刘小汉说，中国的极地调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这是国家科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体现。 35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现在中国南极事业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科学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仅次于美国。
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国家海洋局对中国极地调查先进集团和先进个体进行表彰，授予郭瑛等59人“中国极地调查先进个体”荣誉称号。
当月，82岁的郭瑛坐在轮椅上参加了央视《朗网民》的节目。 由于长期在极寒的环境中工作，他常年伤病，不能走路。 他说:“关系到民族的荣誉、国家的尊严，我就算拼了命，也要把这件事办好。”
这是刘小汉最后一次见到郭瑛。 他说在郭瑛的指导下，第一个南极考察队的选手都有这样的国家感情。 “正如军队主官的性格一样，士兵就是这样。 所以我受他的影响，今天也从事南极科学研究活动，工作了一辈子。 ”。
《中国信息周刊》年第1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