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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王彩娜
2019年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深入阐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意义、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提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农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措施。
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和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中国城市化促进会主席蒋正华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司司长陈亚军认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改革，要综合考虑，要找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有所突破，才能从点带面，全面振兴。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促进城乡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最终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城乡一体化已进入关键阶段
与会专家认为，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重大进展，入城门槛降低，渠道逐步拓宽，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离”、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措施相继出台，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机制不断完善，统筹规划和多投入机制不断探索和逐步完善，城乡、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完善。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城乡一体化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明显的制度性和体制性缺陷。”陈亚军指出，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仍存在障碍。城乡户籍、土地和金融的二元体制使得更多的要素流向城市，农村发展缺乏支撑。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仍不合理，突出表现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巨额历史债务。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完善，生产体系、管理体系和组织体系不健全，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竞争力弱，供给质量和效益亟待提高。
“近年来，随着国内基本条件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市化也开始放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镇中心主任石玉龙说。
原农业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国务院参事尹认为，我国主要社会矛盾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足是农村发展不足。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只谈农业和农村，必须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路子。
着力突破户籍、土地、资金、公共服务等关键制度障碍，全面构建城乡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制度机制陈亚军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要科学设计改革的时间表和重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到2022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渠道基本畅通，经济发达地区、大都市地区和城市郊区率先取得突破。到2035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将更加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将基本实现，城乡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将显著缩小。到2050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将成熟，城乡一体化和农村振兴将完成，全民共同富裕将基本实现。
城市化的后半期将释放出更大的经济市场潜力
中国城市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郑新立表示，在外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发展农业和农村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城乡一体化可以激发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城乡一体化发展司司长刘春雨主持了研讨会。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会长、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村司司长李炳迪，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会长、原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杜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基础设施部副总经理、原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司副司长俞，国家开发银行金融公司副行长左坤， 分别讨论了如何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围绕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要素市场，开辟城乡要素流动的渠道，激活农村各种要素的资源潜力，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和高效公平配置。
李炳迪认为，“下半年城镇化将释放更大的经济市场潜力。”
陈亚军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推进农村资源与国家大市场的对接，将有效提高供给质量，扩大需求，这是国内市场的强大之处。例如，他说，从消费的角度来看，5.6亿农民和2.3亿非城镇常住人口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只占城镇居民的47%和68%。如果通过市民化来解除消费的烦恼，消费支出将达到几千亿元。规模逐年扩大；农村地区生态优美，农产品质量高。如果他们能提供适合市民到农村消费的产品和服务，他们将释放出可观的增长潜力。从投资角度看，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农民人均公共设施投资仅为城镇居民的五分之一。如果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展，巨大的投资将打开空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