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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dewey，18591952 )，20世纪初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被称为“进步教育运动之父”。 他把实用主义哲学与教育实践结合起来，用他的自成体系创造了独特的教育理论，对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0年5月10日，江苏省教育厅欢迎杜威夫妇(前排中立者)。
杜威夫妇和学生参观申报表馆拍照留念。 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齐普曼，杜威。 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经验重构:杜威教育学与心理学. "
作者:(美)约翰杜威编辑:李业富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2月
《中国心态的转变:杜威论中国》
作者:(美)约翰杜威编辑:顾红亮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2月
杜威在20世纪初目睹了中国历史上新旧力量冲突最激烈、社会矛盾和斗争最多、纷杂时期来到中国，当时中华大地的社会剧变和历史变革，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在中国呆了两年多，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的思想对中国的近代教育、文化、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因此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1杜威来中国了
超出预想的巨大影响
1919年2月，杜威利用妻子、女儿和学术假期的机会游历日本，讲课。 这件事被中国学生们知道了，马上协商邀请他去中国。 3月12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陶行知(时名“陶知行”)给胡适寄信，说“如果能请老师(杜威)来中国玩，建设中国的“新教育”，就可以了”。 胡适收到信后马上写信给杜威，邀请他去中国讲学。 北京大学陶履行恭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郭秉文正要去欧洲考察战后的教育，经过日本，两人受胡陶两人的委托，一到东京就访问了杜威。 杜威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 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给哥伦比亚大学打电话，正式协助支持，执行杜威在北大讲课一年的工作。
1919年3月上旬，胡适以“实验主义”为主题在教育部进行了4次演讲，全面介绍杜威的哲学思想，评价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起源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另外，真实论、真实理论和做法论等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 关于实用主义的做法，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地寻求证明”，成为流传至今的名言。 这些演讲复印件发表在《新青年》、《新教育》、《新中国》等刊物上，杜威还没有到中国，可以说教育界基本了解他。
根据4月28日《申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从西京打电话，预计30日到达上海。 他说，“博士是世界思想领袖，教育的先导”。 杜威于4月30日乘坐“熊野丸”到达上海，胡适代表北京大学南下，与南京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众多教育团体一起在上海码头迎接杜威
杜威原原定在中国呆到当年夏天，但到了中国第四天，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这古老的中国散发出的青春热情和生命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同事的信中说:“西方再也看不到同样的东西了。 这几乎是恢复青春……”。 他想看到最后，改变了回国计划，延长了两次假期。 最后，他到1921年8月2日离开中国，在中国的时间共计2年3月和3日。
他先去了上海、杭州和南京，参观了一些中小学和地方高中、工厂，然后到达北京，开始了他的演讲和各地的巡回演讲。 两年多来，他一共发表了200多次演讲，大部分是关于教育问题。 到达上海的5月3日和4日，他在江苏教育会上发表了两次题为“平民主义教育”的演讲，蒋梦麟翻译，一千名青年冒雨而来，说“座位满了，后来者在咸环立的两边”。
之后，他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等地进行了16次社会和政治哲学演讲、16次教育哲学演讲、15次伦理学演讲、8次思考类型演讲、3次詹姆斯、伯格森和罗素的演讲，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 其足迹遍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 到达的地方受到了当地的热烈欢迎。
两年多来，胡适从各方面调整杜威的日程，在北京、太原、济南和天津等地演讲，负责翻译。 陶行知、郭秉文、刘伯明等杜威的其他弟子也参与了。 对杜威的这些困难哲学和教育思想，胡适生动地进行了中国式的传达。 在他和陶行知的帮助下，演讲复印件发表在《早报》、《新潮》等新闻杂志上。 其中，《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派别》、《现代三大哲学家》和《伦理演讲纪略》被汇编成《杜威五大演讲》一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 从1920年6月出版到1921年。 杜威在当时的中国带来的关注表现出一斑。
可以说杜威是五四时代中国知识界一致欢迎的思想家。 陈独秀、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陶行知、冯友兰等不受其影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梁启超认为与千年前的印度鸠摩罗什一样，在中国学界发生了重大革命，他说:“中国人应该以杜威哲学为基础，创造新的哲学。” 呼秋白说:“中国的宗法社会……为了适应中国的新环境，要求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 实验主义哲学刚在他积极的方面满足了这个需要。 ”。 即使孙中山总结革命教训，为了否定中国古人“知道难，走路难”的思想，佐证加强了他的“知道容易说”，访问杜威寻求质量证明，得到杜威的同样看法，自信 杜威的中国之行影响很深，大大超出了当初的预想，胡适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像杜威那样影响中国思想界。” 进而断言“这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在中国的影响不一定比杜威大。”
2对中国问题的关心
美好的期待和善意的批评
杜威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包括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关注着中国的问题和时局的命运。 据他女儿说，中国是杜威在美国最喜欢的国家。 杜威前后留下了几十万字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包括时论、论文、游记、信件回答、解密报告、家信和演讲等各种形式。 他解释了当时在中国发生的各种现象，除了评论和对策建议以外，还包括他对中国人和现象的批评。 他的批评是善意的，基于中国繁荣迅速发展的美好期待。
他一踏入这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国家，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对国际形势的关心和对东方的无知，使他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好奇心。 据说是访问者和旁观者，是注意家，是老师，也是有学问的学习者。 1919年6月1日，他在给孩子的家信中说:“我们正好看到数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去见总统，在街上演讲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男学生。 我们在中国的生活令人兴奋多彩，确实相当公平，我们目睹了国家的诞生，但一般来说新国家的诞生并不简单。 ”。
五四运动席卷全中国，从北京到上海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相继得到支持。 结果，中国没有签署《巴黎条约》。 杜威说:“我无法想象没有签署巴黎条约对中国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这可以说是舆论的胜利。 另外，多亏了这些男女学生的推进，中国能一个人完成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我觉得美国真的很惭愧。 ”。 在《中国人的国家感情》的文章中，他对西方人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的存在和力量的突出说明，如果还对什么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表示怀疑，这个说明是深刻而有说服力的教训”。
在过去的10年里，西方多次声明“中国正在觉醒”，但杜威不承认这一点。 但是，看到高师工科大学的学生建设3栋校舍，工学部被鼓励经营艺妓学校，为工厂提供好工人。 棉业会非常热烈地与学校合作，敏锐地感到“商人和同业会第一次真正激励改善了实业的做法”、“这是真正的觉醒，同时与学生在一起”。 1919年7月4日的信中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感兴趣，在学识方面最受益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