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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周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
我希望能提高特教老师的待遇
最近，全国政治协商委员、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的周校长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宣布，她今年提出了两项关于特殊教育的建议。 她想在全国政协委员5年的任期内，在提高特教老师的待遇和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推进。
■人物简介
周旷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19大开幕式上的直播手语翻译，在3个半小时的手语直播中使网络很受欢迎。 周旷从1995年开始做手语播音员。 2012年两会，央视首次引进手语直播，听力障碍者首次通过直播了解全国两会的复印件，周旷是当时的手语女主播。
浅谈手语播音员
翻译总书记报告了“忘我”的状态
新京报: 2012年两会，央视首次引进手语直播，为什么成为第一个手语直播翻译？
周旷:当时选择我是偶然的必然。 其实1995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做“本周”栏的手语翻译。 当时每周一次，每次录制20分钟。 之后，我和白岩松一起做《信息周刊》，录制。 之后，改版成中央电视台，每天有直播，时长也从20分钟到现在每天1小时，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不同栏目做手语广播。 2012年两会他们也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我。
新京报:接下来几年的全国两会，十八大，十九大你是手语播音员，十九大更创下了三个半小时的手语直播记录。 那是什么体验？
周旷:那种体验真是前所未有的。 19年10月18日开幕，17日去了试镜。 我大致问了多少长期的事情。 他们说可能三个小时。 然后，没有人为你照镜子，直到最后。 我一听，那就迎着困难，几次到最后，只能勇敢地前进，我能想到的话都用了。
其实手语的翻译有其规律，整个过程还是很顺利的。 但是中途确实感到累，腰疼，肩膀也酸，想动，但是动作幅度不太大，那时很难受。 真的变成了忘我的状态。 以前说“忘我”，那种经历被称为忘我。 当时我脑子里唯一的事情就是总书记读了哪句话，我集中精力听了，马上做出了反应。 完了，镜头离我远点，我说。 翻译终于结束了！ 我觉得再过十分钟不太容易。 这真是意志品质的锻炼、挑战和培养。
新京报:今后几年，你必须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工作。 我不会成为手语播音员。 你觉得没有习性吗？
周旷:并不是没有习性。如果角色改变了，就必须适应新的角色。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给越来越多的新人训练。 今年两会的手语翻译是我们学校的另一位老师，反响也很好。
谈政协的建议
特教津贴还在执行1956年的标准
新京报:以前两会你是手语播音员，这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感觉有什么区别？
周旷:以前用我的手语妙技，尽快实时传达两会的复印件，聋人也和我们一样感受到两会的盛况，知道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复印件。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完全不同，所以我要履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责任。
新京报:你今年带来的两个建议都和特殊教育的老师有关。 能分别介绍一下吗？
周旷:一是想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部队的建设。 因为教师人员不足、专家不足成为制约特教事业整体快速发展的核心因素。 以北京为例，目前培养特殊教育教师的学校只有北京联合大学的特教学院，每年毕业生30多所，但北京的特教学校有24所，这些毕业生也不一定去特教学校，有流失问题，特教老师其实非常不足
另一个建议是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待遇。 特教老师的工作很重，压力也很大，所以我国从1956年开始设立了特教津贴。 当时没有业绩工资，执行标准是基本工资的15%。 之后，部分省市将本地区的特教津贴标准提高到了25%、30%、50%，但在2011年实施了业绩工资改革。 由于没有上位政策和文件的支持，这些提高的省市又向国家恢复了比例。 但是，现在的业绩工资远远高于基本工资，如果津贴是基本工资的15%，其实很可怜。 比如10年的特教老师，一个月的特教津贴是400元。
新京报:提高特教老师的待遇，你的建议是什么？
周旷:修改中国1956年制定的、早就不合时宜的特教津贴执行标准，结合现在的社会整体经济状况，提高特教津贴比例，或不改变比例，加大基数，业绩工资也纳入计算。 另外，特教津贴不包括在纳税收入之内。 待遇得到改善，可以吸引更多的顾客来做这项工作。
我希望在这五年的任期内，能促进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提高特教老师的待遇这两件事。
谈特殊教育。
特教让我学会善良也知道爱
新京报: 1983年我去了北京第一所聋人学校，开始了特教事业。 你为什么选择成为特别的教师？
周旷:其实是父亲为我做的职业选择。 他说特殊教育还有很多问题，但还是空白，应该好好研究。 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 其实真正触动我的，是另一件事。 有一次，我的指导教师在全校大会上做手语翻译时，我被她的手语吓到了。 这位老师的手很漂亮，手语又温柔又有力。 我从那里感受到了手语的美丽。 我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好好学习手语，以后一定要像她一样。
新京报:你的职业价值感来自哪里？
周旷:作为老师，你能敏感地注意到孩子们一点一点的进步吗？ 那是获得幸福感和动力的源泉。 举个简单的例子，聋哑人说话的生理功能没有问题，但由于聋哑，语言能力没有开发。 在我们的教育中知识和语言都要教。 不会说话的聋哑儿童，通过教育，有一天突然被称为“老师”“父亲”“母亲”时，这是幸福感。
新京报:你和残疾儿童之间发生了一点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周旷:有很多。 我到聋人学校一年多了，接了五年级班主任。 有一次我发高烧，请了三天假回家休息。 放假的第二天，班里有三个孩子去我家看我。 其中两个人不会说话。 一个人半句话，只会说一点。 那时我家交通很不方便，他们一边听一边找到了我家。 看到我的时候，他们每只手里都拿着几片药。 他们给我带了一些什么病，什么药。 当时真的很感动。
后来这几个孩子说他们想参加北京市少年宫组织的航空模型培训班，但没有招募残疾儿童。 我看，都是星期天上课，告诉他们，老师给你们做手语翻译，老师是你们的耳朵。 那个学期，从9月到12月，每个星期天的半天，我都和他们一起去上课。 后来他们参加了北京市的航空模型比赛，获得了二等奖。
新京报:这35年的特教经验，给了你什么？
周旷:学会善良，知道爱。 只有接受残疾孩子的缺点，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才能邀请他们以更先进的教育理念度过人生的某一阶段。
新京报记者张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