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3462字，读完约9分钟
到2018年，中国拥有507个智库机构，占全球智库的6.2%，成为世界第三大智库国家，初步形成党政、军事、科技、大学、企业、社会、媒体七大智库并行发展的局面。鄢国观点
■李玉坤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特色新智库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十八大以来，中国智库建设在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智库的规模显著扩大。到2018年，中国智库总数已达507个，占世界智库总数的6.2%。中国是世界第三大智库国家，初步形成了党政、军事、科技、大学、企业、社会、媒体七大智库并行发展的局面；二是管理体制不断完善，智库的建立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不断加强，“智库理事会”、“决策咨询委员会”等智库咨询管理平台相继建立；三是职能类型扩展加快，政策研究、决策咨询、政策评估、政策解释和对外交流“五位一体”职能结构基本形成；四是研究领域初步确立，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理论建设”、“科技进步与创新”、“外交、国防与国家安全”四个研究领域的总体布局；五是业务结构不断优化，呈现“本部门-研究部门-专业智库”三级业务组织结构趋势；六是人才结构不断优化，专业、规范、创新并重的智库人才支撑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七是科研管理更加规范，政策研究选题机制、成果评价方法、工作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八是成果载体越来越丰富，内部参考报道、公共出版物、网络和新媒体平台更加完善；第九，技术支持不断加强，专业图书馆和信息数据库系统不断完善；第十，随着国际合作的日益加强，智库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总的来说，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一阶段的建设和布局任务已经顺利完成。
中国特色新智库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分类管理亟待加强，各智库差异化政策供给不足
虽然我国智库建设的顶层部署已经基本明确，但智库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完善，整体上还处于建设和探索的初级阶段。智库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发展水平不高，各类智库发展模式趋同，不同专业特色的智库管理标准和发展模式尚未形成。从系统内的智库来看，由于长期接受上级委托的研究，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创新动力普遍不足；从体制外智库来看，整体发展相对宽松，管理体制不完善，组织化程度普遍不高，战略研究咨询和政治调查职能不完善，政策制度保障亟待加强。
(2)咨询质量有待提高，战略研究和综合判断能力不强
智库与决策部门在相应领域的咨询效率不高，政策咨询的有效性不高。智库研究“浅而散”的问题很普遍，对于决策部门阶段重点急需的高质量、前瞻性和全局性的政策，研究和判断不足。研究成果对政策的延伸和诠释更多，但很少有开创性的战略构建和趋势判断方案。一些智库缺乏本领域咨询和政治研究的长期跟进和积累，基于自身知识产权的分析方法和政策研究工具普遍不足。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结果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评价过程中仍存在权重轻、过分强调一维指标的问题，对政策应用效果和研究成果深层理论价值的综合评价不足。
(3)人才结构需要优化，高层次专业人才体系需要加强
高层次专业领军人才责任制不完善，首席专家等管理研究岗位的灵魂和核心作用不强，引领示范和引领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人才交流与共建机制不完善。系统内强智库和系统外弱智库的问题更加突出。智库和决策系统之间缺乏制度化的人才转移、交流和联合培训机制。人才管理的激励机制亟待创新，与管理体制相比，在评价、绩效管理和激励方面缺乏重大突破。
(四)制度保障不到位，咨询和政治研究与政策操作脱节
智库有效参与实际决策运作过程的制度保障不完善，决策调整、修正、预警和评估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一些智库的法律定位需要澄清。与系统内智库相比，系统外智库的法律属性是明确的，而民营非企业法人智库和社会组织智库的法律属性和民事责任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某些领域的政策数据和信息公开方式不规范，使得相关领域特别是系统外的智库难以及时获得真实、有效、全面的领域政策数据和信息，也使得他们难以基于数学分析进行深入、有效的战略研究、政策分析和趋势判断。
(五)国际交流深度不够，智库国际化水平普遍不高
与新时期推进大国外交、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实际需要相比，中国智库机构的全球影响力和智库成果的国际化仍然相对滞后。在世界研究课题的设置、国际研究合作的构建、全球话语体系的构建等方面，他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学术影响力和品牌意识，基于全球化视角的跨国战略研究、地缘政治研究、国家研究等理论体系的建设也相对滞后。多数智库的研究课题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基于全球因素的战略洞察力、系统分析能力和趋势判断能力不足，因此在新时期涉及中国外部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研究对话中，往往因领域局限而处于话语弱势地位。在经贸合作、对外宣传、人文交流等领域，中国智库的“第二轨道”和“知识外交”等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增进信任、消除疑虑、理念共识、理论共建等方面还没有深入融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
新时期深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1)完善智库治理体系，提高智库高质量发展的顶层部署
在充分总结、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智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和细化中国智库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顶层部署和政策框架。根据党政、军事、科技、高校、企业、社会、媒体等各类智库机构的发展方向和职能特点，加强整体管理和差异化系统设计，着力推进智库管理体制和行政决策机制改革，使智库咨询和政策评估职能真正融入行政决策的实际过程。完善现代决策咨询体系和政策研究市场，规范政府采购智库专业咨询研究成果的标准化流程、机构渠道和招标工作计划，推进智库规划布局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不断增强智库在各领域的发展活力。
(2)加强咨询中的供需对接，增强智库职能和决策咨询的有效性
要加强咨询的供求联系，突出智库精确的政策服务能力，加强智库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的长期定向咨询研究服务，加强智库的研究深度和咨询经验的积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高质量的咨询研究工作提供信息和数据分析依据。充分发挥国家高端智库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使其在管理体制、职能建设、咨询质量、理论创新、启迪民智、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建立不同领域智库、系统内内外智库、中央与地方智库之间的重大战略研究合作机制，促进各类智库优势互补，发挥咨询与政治研究的合力。
(3)优化智库人才结构，创新人才管理体系和培养方式
加快智库人才管理体系创新，充分发挥首席专家等管理研究岗位的引领示范和引领作用。加速中青年人的成长。加大智库投资对人才建设的倾斜，完善优秀劳动力和奖励的激励机制，不断强化智库投资的人力资本导向。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对智库人员的政策研究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加快培养具有宏观、战略、系统和创新思维以及政策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智库人才。
(4)加强智库的资金保障，丰富智库的资金支持和激励机制
紧紧围绕智库战略研究与咨询、政治研究这一主营业务，加强智库的资金保障。探索建立由财政拨款、政府采购、智库资金、社会捐赠等组成的多元化智库资本结构。扩大智库公益性资金来源，根据不同类型智库的功能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智库资助政策、预算支出结构和融资思路。创新智库人员激励机制，根据智库人员参与政策研究、咨询、解释、评估和外事活动的成效和实际贡献，完善咨询绩效评估体系，不断扩大海外学习和在职培训等多元化激励。
(5)完善成果传播平台，增强智库在全球化时代的影响力
加强智库成果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丰富智库成果转化平台，鼓励智库加大与国内主流媒体在政策研究和解读方面的宣传与合作，及时报道重大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加强智库研究成果的传播和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智库积极参与新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在国际舞台上构建良好的中国话语体系，在发展理念上达成良好共识，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纲领”，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不足和偏见，扩大中国思想文化的国际话语权。
(6)重视智库的公众影响力，重视智库的社会福利功能
重视智库的公众影响力，着力加强智库的社会福利功能建设，积极引导公众对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意见和公众愿景，准确阐释重大方针政策，提升智库引领公众舆论和品牌建设的能力，提升智库引领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的能力，充分发挥智库在政策解读、舆论引导和启迪民智方面的公众影响力和社会福利功能。(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