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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调查研究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中的战术性、全球性及重大环境问题
7月18日，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专家委员会主任、生态环境部长李干杰出席成立活动并讲话。 生态环境部供图
最近，生态环境部“第一智囊团”召开了首次会议。
由这79名委员组成的生态环境部“外脑”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于今年7月中旬成立。 其中两院士23人，占近3成。
值得注意的是，专家委员会主任是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 部长亲自担任主任的情况不多见。
这次生态环境部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前身是环境保护部咨询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 专家说，这次将迄今为止的“两委”合并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是科学与管理相互结合、相互支持的新尝试，有助于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近年来，许多部委和地方政府利用“外脑”，成立了专业行业专家委员会，广泛采用社会呼声。 但是，长期以来，“专家委员会”一直被质疑形式化。
专家学术话语体系和政府话语体系有差异，如何将专家洞察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意见建议纳入决策体系，需要长时间的探索。
“第一智囊团”由“两委员会”合并
今年1月，生态环境部召开了例行记者招待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坐在发表台上。 舞台上有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长刘炳江、生态环境部传教司长、情报发言人刘友宾。
贺克斌主要作为专家解读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击相关中心的事业进展以及京津冀大气管理等问题。
和贺克斌一样，另一位容易成为生态环境部的“座上宾”专家，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击相关中心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前副院长柴发合。
柴发合被评价为“最通俗地解读大气污染机制的人”。 2012年前后，pm2.5突然进入公共视野，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大气污染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管理，暂时引起很多疑问，贺克斌、柴发合这位权威专家从幕后走向台前，响应社会的关注 正如生态环境部的一位官员所说，这些专家不仅是部委的“智囊团”，也是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
现在他们被冠以别的身份。
今年7月18日，生态环境部“第一智囊团”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贺克斌和柴发均被聘为第一届专家委员会的成员。 该专家委员会由原环境保护部咨询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两委员会”)合并而成。
“两委员会”的意见曾经直达中央
“第一智囊团”的前身“两委员会”见证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巨大快速发展。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评价“两委”:为加强生态环境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前科学技术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回忆，比较不同的主题，以前科学技术委员会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征求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比如直接发文，开专家座谈会。
“两年前征求噪音污染防治法的意见，我提出这项法律多年来实施，应该修订。 ”王灿发表示，自己的提案被通过，现在《环境噪声污染防止法》已经开始修改。
“两委员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6年。 那年夏天，为了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成立了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 两个委员会方面要点不同。 咨询委员会是主要由环境保护宏观和综合决定的高级专家咨询机构，聚焦于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快速发展中的战术性、全球性和重大环境问题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是第一个科学技术咨询审议机构，首要任务是环境保护的迅速发展
“两委员会”成立后，定期公开面向员工的简报，使事业形态多样化。 比如比较环境保护中的长期计划、重大环境问题等，展开专家咨询审议。 2008年6月，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后的环境安全判断和应对措施进行了比较，原环境保护部邀请“两委员会”委员商谈了论证。
“两委”又积极开展建议献策活动。 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两委员会”征集2007年咨询项目的提案，邀请各委员结合国家环境保护点的从业人员和业务专业知识提出12个咨询项目的提案，填写两委员会咨询项目的提案表。 那一年，提供了包括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快速发展中的战术性、全球问题、当前环境保护要点行业的具体技术支持提案，如氮氧化物的控制、城市空气中臭氧的监测、阴天天气的对策等5个提案文。 最终，24名委员提交了36个项目。
委员们的建议可能直达中央。 根据2007年2月12日的“两委员会”全体会议，“两委员会”秘书处必须及时收集整理委员们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快速发展的意见，每年至少在中央1~2次反映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智囊团”79人覆盖各行业
今年4月，在生态环境部的某党组扩大会议上，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宣布将合并咨询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
这次新成立的专家委员会，确实是强大的周边力量。 “要逐一发挥专家委员智囊的作用，以良好的决定咨询这个‘外脑’”李干杰说。
合并的专家委员会、李干杰亲自担任主任，副主任6名，包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等。
专家委员会秘书处设在生态环境部综合司。 据综合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79人，其中两院士23人，委员平均年龄57岁，专业涵盖生态文明、政治、经济、法律、公共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各行业。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企业总经理余红辉是新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也是委员会的中央企业代表，“不仅能在第一时间更清楚地感受到领域的热点、难点、焦点，而且自己会成为好领域的代言人”。 馀红辉说。
委员入选有几个必要条件。 政治素质高，职业道德好，作风正派，有高度的专业素养。 另外，大致聘礼时的年龄在70岁(含)以下。 委员实行聘任制，由生态环境部聘任，每五年一次。
在柴发合，专家委员会涵盖多行业专家从水到水路是理所当然的安排，去年机构改革后，生态环境部的功能增加，面临的问题更多。 因此，科学决定应该放在第一位，有必要调查原因，提出比较处理的方法。 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行业，各方面的人都需要发挥各自的作用。
23名两院士也来自许多行业。 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尹伟伦、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邓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远航等。
每个院士都是各自行业的精英。
邓吉明致力于中国的空气污染控制研究40多年，为明确中国的酸雨防治对策发挥了主导作用。 他还建立了城市汽车污染控制计划的做法，推进了中国汽车污染控制的进程。 开展大气复合污染的特点、成因及控制战略研究，推进中国地区大气复合污染的共同控制。
贺克斌也是环境工程专家，长期致力于大气复合污染，特别是pm2.5的研究，推动了地区空气质量动态控制新技术系统的迅速发展和应用。 建立了中国多尺度排放清单的在线技术平台为提高中国的空气质量管理技术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生态文明行业专家外，专家委员会还吸纳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等多位行业专家。
“迄今为止的‘两委员会’越来越多地考虑环境专家，新的专家委员会认为环境不再是单一的要素。 ”。 原科学技术委员、这次新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马中先生说。
引入社会“智囊”为重要决定关闭
除了借用“外脑”，根据机构设置以外，部委还有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
例如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及环境计划院等直属事业单位是设在环境部内的“智囊团”部门，主要负责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宏观决策和管理，环境战术、政策、国家中的长时间环境战术计划等全球性
据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教授介绍，部委的政策研究室等机构属于政府部门的官方智囊团。 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进步，部委也开始吸收社会各方面的人才，借助专家学者和公司等各行业的力量，向部门员工提供智力支持，广泛聚集人才是肯定的。
竹立家自己也是很多部委的专家委员，“只是政策研究部门，范围很窄，人数力量也有限。 ”。 因此，政府部门开始吸收社会力量。
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李干杰对专家们提出了一些要求。
首先是帮助生态文明建设，创建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快速发展的“智囊团”，在生态环境的重大问题和重要决定中进行论证关闭。 除了智囊，专家委员会还必须以“领导枪”、“注意员”、“融合剂”和“传达者”的身份，使出高招，深入当地，说出真相，反映真相。
根据规定，专家委员会聚焦宏观和整体，对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长时间规划、重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重大生态环境政策等提出审议意见和建议，提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快速发展中的战术性、全局性及重大生
这可以说是生态环境部的“第一智囊团”。
除了宏观层面，在具体行业，生态环境部也有智囊的力量。 例如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环境损害鉴定判断专家委员会、“无废城市”建设飞行员咨询专家委员会等。
今年7月，原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保障局)第二届核安全环境专家委员会期满，生态环境部印发了新的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名单。 其主席由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刘华担任，副主席6人，包括4名院士、2名核工业和电力公司领导干部。 这个专家委员会还有12个高级委员，都是院士。
值得注意的是，该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可能更有法律效力，在从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核安全法》中，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规定设立核安全专家委员会，为核安全决定提供咨询意见。 制定核安全计划和标准，决定核设施的重大安全问题技术，必须咨询核安全专家委员会的意见。
今年10月15日，生态环境部组成了第一届生态环境应急专家小组。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等大学、科学研究院和领域协会的29名专家成为专家小组的成员。 专家小组成员有来自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一线的科研、工程人员，不仅涵盖涉水、气、土壤、重金属等所有种类的突发环境问题应对处理专家，还吸收法律和舆论管理等领域的相关专家。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致函专家，希望专家们发挥一个智力和技术特征，重点开展应对突发环境问题的技术指导工作，在关键时刻克服困难，突破，实现它，战斗，战斗
“政府自己不是研究新闻，而是研究政策。 政策需要通过大量的新闻收集来形成。 在新闻收集方面，专家学者有特点。 ”。 竹立家说。
业内人士表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立足于宏观层面，首要开展国家环境政策取向、全球任务咨询，其他专家委员会聚焦于具体行业，偏向技术和专业水平。 在功能上，两者没有交叉。
据说现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处于内部建设期，正在制定活动展开细则等方案。
"利用好的专家决定制度设计. "
长期以来，在决定部门和智囊团机构如何相互作用方面存在争议。
有人指出，由于没有决定权，专家委员会是形式上的，形式上的相似是不可避免的。 专家学者有时脱离实践，提出的建议被质疑为“不接地气”。
竹立家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认为在部委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多次召开专家研讨会，向专家征求意见并提出建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共意志表达途径的顺利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听取专家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柴发合说，专家委员会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成立专家委员会后，如何真正发挥专家委员会的作用，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如何利用专家进行更好的科学决定，需要制度设计。 “有些专家委员会不起作用可能是没有组织。 并不是说没有必要设立专家委员会。 ”。
越来越多的部委利用“外脑”，广泛吸收社会的声音。
年末，农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委员会包括来自不同行业的权威专家和领袖，研究行业涵盖“三农”、经济、科学技术、法律、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兼任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今年7月，交通运输部公布了第五届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第五届专家委员会由101人组成，设立了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5个小组。 其中，主任由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周伟担任，副主任4人，分别由铁路、民航及快递等行业的官员和专家担任。
“专家委员会和政府之间必须成为政府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相互作用的问题，与政府密切结合。 政府需要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来提高专家委员会的性能。 ”。 竹立家说。
■会话
法学专家吕忠梅先生:“第一智囊团”的成立是个好的开始。
专家委员会会发挥那些作用吗？ 形状相似吗？ 学术界和政府机构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最近，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忠梅。 她认为真正把专家意见纳入政府整个决策体系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形成平稳的运行机制，成立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是规范化、程序化的好开端。 她还建议推进中国环境法的适度法典化以处理环境立法中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专家委员会
各个行业的专家并不是“一个人战斗”
新京报:专家委员会的数量减少，如何体现政府决定的集大成？
吕忠梅:专家委员会的数量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总是有限的。 重要的是，选定的专家能否基本涵盖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行业，能否建立开放动态的平台制度。 实际上，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是“一个身体在战斗”，他们背后有科研机构、科研团队，甚至是专业组织。
专家委员会观察到许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被吸收，这也单方面表示了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的职务提供资源的想法，代表和委员可以把他们联系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反映到专家委员会上。
性，京报:专家委员会的作用之一是反映社会状况，最近你做了那些相关调查吗？ 或者，你会提出那些建议吗？
吕忠梅:多年来，我的关注点是环境法治建设，最近的重点是推进环境法典的编纂事业。 在过去的40年里，生态环境部起草了多项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 但是，由于这些法律法规制定的时代背景不同，反映了国家不同快速发展阶段对环境保护的不同要求，立法过程中缺乏整体考虑。 因此，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数量不少，但不仅法律法规之间的重复率高，而且矛盾和冲突多，直接影响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性能。 因此，我们在充分调查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度的法典化建议。
新京报:如何具体推进法典化？
吕忠梅:法典化是通过按照一定逻辑编纂现有法律，形成新法律文书的过程。 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很多事业。 现在我们从三个方面大力推进这项工作。 一是组织团队翻译外国环境法典。 现在瑞典、法国的环境法典已翻译出版，意大利、德国、哥伦比亚、菲律宾、爱沙尼亚等国的环境法典也将翻译出版，这些法典对研究中国环境法典的编纂思路和结构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是环境法典编纂的基础理论研究。 我们发表了几十个相关课题，组织全国环境法学者进行理论研究，为法典编纂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是组织、判断现行法律法规，发现法律副本中存在的问题，整理法律冲突、法律空白和遗漏。
在完成这些事业的基础上，形成环境法典专家的建议书和立法理由书，供立法部门参考。
谈学术界与政府的关系
要搞好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联系。
新京报:学术界和政府机构通常如何相互作用？
吕忠梅: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大致有三种方法。 政府部门的课题参与招标或接受政府部门委托的课题，决定通过执行一定的科研任务向政府提供资金参考的研究成果。 二是接受政府部门的邀请，参加相关咨询会议，如多次接受生态环境部的邀请，作为专家参加法律案制定、法律制度论证座谈会。 三是学者亲自或集体研究成果提供给政府部门，例如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每年召开学术会议，形成的会议成果提交给有关部门，很多意见建议也非常好地被采用。
新京报:现在政府和学术界的交流缺乏什么？
吕忠梅:政府和学术界的相互作用，最重要的是建立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联系，现在在这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例如，生态文明建设涉及许多学科行业，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从表现方法来看，有政治语言，有学术语言，也有实践语言，这三种语言系统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学者精通学术话语系统，但可能不熟悉政治话语系统，不了解实践情况，提出的建议可能因为“不合时宜”或“不接地气”而难以被政府接受 政府精通政治语言和实践语言，但可能缺乏对事物规律和本质的研究和把握，不理解学术语言系统，因此拒绝专家的意见提案。
因此，如何将专家的洞察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意见提案纳入决策体系，需要长时间的探索。 例如，三个话语体系之间应该如何联系，科研成果如何成为有价值的咨询意见，通过什么途径完成等，不是大家积极能做的事件，而是需要基于理性的认知形成正常的机制。 没有规则，或者规则不确定，就有可能达不到目的。
新京报:生态环境部专家委员会正在推进将专家决定纳入决策体系的最新尝试吗？
吕忠梅:生态环境部合并了原来的两个专家委员会，是科学与管理相互结合、相互支持的新尝试。 另一方面，使专家委员会的人员结构、学科结构更合理，能够很好地应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系统的诉求，另一方面，请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共同讨论问题，进行环境管理所需的“科学技术”和“限制”这两辆车
新京报记者邓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