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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条件下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调查总报告(一)现状
■本报记者李惠莲王晓霞赵海娟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了解开放条件下制造业发展环境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找出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的对策，从2018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时报》的20多名记者深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安徽、陕西、山西等省，从市场准入、金融支持、税收负担、科技创新、人才开发、区域开放、能源和物流成本等方面进行了调研。通过对近500份企业问卷的实地调查和分析，《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发现，目前，从多方面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处于不断优化的状态，为制造业的优质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受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外向迁移、内向迁移和数字化转型。然而，从长期来看，中国制造业发展仍面临核心技术积累不足、各类人才短缺、企业税负高、环境保护和融资成本高的制约。
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亮点频频
通过对八个省市的调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发现，为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提高质量，一系列优化经营环境的政策措施已经出台。这条发展之路，频频凸显。
超重是为了支持创新和发展。研究发现，近年来，八个省市频繁采取相关政策推动制造业创新，对制造业创新的金融支持逐年增加，企业创新转化意愿不断增强。例如，福建省及厦门以外其他城市的财政部门和兴业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福建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基金，通过股权和债权为省内先进制造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截至去年底，共投资80.35亿元，带动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660多亿元，金融拉动社会投资的放大倍数超过1: 33。江苏、上海等地通过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东、浙江、安徽等地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品牌、绿色转型，提升整体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吸引多方面的人才。八省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重点是住房、安置、医疗和教育。Xi提出了大学生定居的“零门槛”;佛山努力做好教育、医疗等生活设施，缓解人才的后顾之忧；苏州为高科技人才提供高价，为R&D和工业化搭建平台；自2016年以来，深圳先后出台并实施了“81”人才新政策、“十大人才工程”和人才工作条例，构成了人才政策的“四大支柱、八大支柱”。
深化“分配诉讼”改革。在市场准入方面，浙江、江苏等多省在全省范围内深化了“最多运行一次”的改革，尤其注重投资项目的准确服务，进一步减少审批项目和环节，加快网上审批监管平台的升级，促使一般企业的投资项目审批在开工前“最多运行一次”。以宁波为例，当地政府探索实施“标准用地”制度，促使一般企业在投资项目开工前进行审批，“最多运行一次”、“最多运行100天”。加强商业登记高效服务，进一步简化手续，优化流程，减少证照数量，降低准入门槛，全面实施“多证照一体化”、“证照联办”等改革，在3个工作日内实现企业正常开业(从受理到收到税务发票)。
增加减税和降低成本。近年来，深化增值税改革、小微企业包容性减税政策、个人所得税改革等一系列减税、减费政策在各地调研中扎实实施。制造业企业税负明显减轻，税制改革的红利正逐步转化为优化经济结构、扩大有效需求的发展动力。例如，2018年，广东省(不含深圳)制造业减税106亿元，有效降低了制造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强了实体经济发展信心。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预测，在2019年实施大规模的减税和减费政策后，特别是对制造业的减税政策，整个集团将减少20多亿元的税费。
加强财政支持。《中国经济时报》的问卷调查显示，近60%的受访企业希望“实施更精确的制造业金融支持政策，促进制造业政策与金融服务的良性互动。”考察八省市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也是值得注意的:浙江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制造业的信贷规模，发挥金融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江苏大力发展与产业直接融合的产业链金融、金融租赁等金融服务；福建积极发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融资形式，探索股权质押贷款、投贷联动等服务模式，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呈现三大趋势:向外迁移、向内迁移和数字转型
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在开放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当前制造业呈现三大趋势。
“搬出去”的趋势。受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保要求更加严格等因素的影响，广东、福建、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低端制造企业选择迁往成本相对较低的东南亚和南亚。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减税和中美贸易摩擦，一些高端制造企业开始考虑投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向内转移”的趋势。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中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国际和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内向迁移”趋势明显。“平等对接”和共同发展正成为安徽等地承接产业转移的共识，合肥和芜湖都出台了扶持政策。以安徽为例，为了支持中国唯一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早在2011年，安徽省就出台了《促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条例》。与此同时，我们将重点关注平板显示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智能家电、智能语音等优势领域。，建立全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积极承接上海、江苏、浙江制造业转移，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数字转型的趋势。随着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越来越多的地方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广东、上海、福建、浙江等地政府相继出台措施，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广东省于2018年发布规划，提出到2020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
技术、人才和成本等诸多因素制约着中国制造环境的不断优化
虽然被调查的八个省市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的措施，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发现，从长远来看，在开放条件下，仍有许多因素制约着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的优化，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
核心技术积累不足。一方面，中国制造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资金和人才匮乏，一些核心技术难以突破。另一方面，一些企业长期忽视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导致核心技术落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了解到，由于国有资产评估、任期制度和决策程序复杂，被调查省份的许多国有企业R&D投资不足，缺乏创新精神，对新技术的敏感度较低。东、中、西部省份的民营企业也存在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创新精神不足、创新动力不强等问题。
缺乏才能。人才是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许多企业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反映，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着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的突出问题。问卷调查显示，近40%的受访企业认为，影响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开放和优化的主要因素是高科技人才的缺乏。现场采访和调查显示，在很多地方，不仅高端人才无法招聘，一线员工也越来越难招聘。人才匮乏已成为制造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
税收负担、环保、融资等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负担沉重。《中国经济时报》进行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结果显示，沉重的税收负担、对制造业不公平的金融支持、不断上升的资源、能源、环境和物流成本是影响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开放和优化的主要因素。
许多受访企业表示，虽然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费政策，总体效果良好，但仍有很多调查地区的企业减税、减费意识不强。一方面，他们认为减税和降低成本可以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基准成本方面明显优于国内。这些企业反映出国家应该采取更加精确和有力的措施来降低税费。
除了税费负担之外，一些企业报告说，在一些地方，由于环保标准不一致，当地企业反复投资，成本增加；同时，在国内金融去杠杆化背景下，民营制造企业融资难度加大，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依然存在。
